崔末順:抒情破壞與當代感性──韓國「新世代文學先行者」金英夏及其小說

網上分享
© Munhakdongne

文/崔末順(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金英夏(김영하)堪稱是韓國當前知名度最高的小說家。最近他在有線電視台的教養綜藝節目中,展現他博學多聞、幽默風趣的小說家本色,侃侃而談他為尋找創作靈感旅行世界各地的所見所聞,不僅引發讀者關注,也廣受一般觀眾喜愛。金英夏與媒體之間的緣分不僅如此,他曾在廣播局主持過文學專欄節目,朗讀自己的小說和散文作品,也經營過個人播客平台,流露出他嘗試運用媒體環境,將文學推廣至生活層面的用心與努力。就小說創作者而言,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嘗試與周邊社會人群交心的文人。

金英夏參與韓國綜藝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圖片來源/tvN)

除了藉著媒體積極發表個人觀點以外,他也曾為抗議住家附近的都更計畫,訴諸大眾,促使其公論化,成功擋下亂無章法的市政開發。2016年爆發韓國政治史上劃時代意義的反政府燭光示威時,他也毫不退縮的全程參與此一歷史性行動。金英夏不但關懷社會議題,勇於發聲,在文學創作上也力求多元發展。例如他的多部小說先後被拍成電影時,他都親自參與電影脚本的編寫,尋求不同於紙本的媒介方式與讀者見面。金英夏懂得運用各種現代媒體,也因此創造出屬於他個人的獨特形象,他不刻意與群眾保持距離,同時又能保有做為文學創作者該有的自由和個人主義風格,而且透過頻繁的媒體曝光,還將個人風格累積為專屬自己的形象資本,在韓國創作界儼然成為一個文化品牌,甚至創造出一種文化現象。

如果說,紙本形式的舊媒體文學,如今已為各種新媒體所替代,並喪失了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甚至必須依賴新媒體才能維持它對大眾的影響力,這種現象,我們或可視為文學的多元擴大而非文學的矮化。那麼,小說家金英夏可說比任何人都要早一步善用這項新文明的利器,藉以提高他個人的文化象徵價值,同時也成功地協助擴展當代韓國文學的場域。

拒絕「大敘事」的新文學

金英夏及其文學之所以擁有如此特性,一定程度上有賴於他登壇時的1990年代屬性和文壇氛圍。在韓國現代文學史上,1990年代可說是與前時期的「民族書寫」截然不同的嶄新時代。

1980年代的韓國文學,主要以民族、民眾或勞動文學之名,呼應著社會要求「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利益均衡分配」而熱烈展開的民眾運動,向前邁進;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該時期由於過度重視文學的時代任務,在在顯露出目的指向和理念導向的性格。進入1990年代後,由於國際政治環境丕變,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沒落,意識形態的對立劃下休止符,韓國國內也因文人政府登台,程序上的民主主義得到一定程度的進展,這些現象也就跟著起了異質性的變化。此時的韓國文學,自是無須再站出來為那些被歷史洪流或社會意識左右的個人代言,它開始著眼於處理普遍性資本主義文明之下的個人存在、日常事物和被壓抑的慾望問題。

整體來看,1990年代的韓國文學呈現出拒絕大論述、大敘事的去意識形態,以及去中心的邊緣書寫後現代主義的濃厚傾向。

題材多元,充分呈現「新世代的感性」

金英夏就是在如此形勢發展下的1990年代進入文壇。1995年以短篇小說〈關於鏡子的冥想〉登壇以後,陸續發表了五本短篇小說集和六本長篇小說。這些作品普遍受到高度肯定和讚賞,前後榮獲文學村新人作家獎、現代文學獎、東仁文學獎、怡山文學獎、黃順元文學獎,以及李箱文學獎,幾乎囊括了韓國文壇所有重要大獎。

金英夏與其他新世代小說家一樣,從不吝於從通俗小說、推理小說、科幻電影和流行歌曲、網際網路等大眾文化中尋找小說創作的靈感。但與其他新世代小說家不同的是,他喜歡挪用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歷史逸話等韓國傳統敘事樣式,不僅吸取其養分,也將它們改造混用,建立起自己的獨特文類風格。他的小說人物大多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可能是比一般人更為卑微低下的社會邊緣人物。他非常認真的描寫這些人物內心編織的種種夢想,當這些超越現實的夢想落空後,他們只得再度回到醜陋的現實裡,繼續過著庸碌繁瑣的日常生活。在這一點上,他的人物跟生活在現實裡的我們非常近似,這或許就是他能引起讀者共鳴的關鍵點。

從他輝煌的得獎紀錄,以及媒體吹捧他的文學為「韓國文學的大轉換」,即可知道金英夏文學受到韓國社會注目的程度。他的創作,評壇普遍認為主要是用都會感性冷靜視線來處理自戀、情慾、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世態、1980年代學生運動後日談等的主題,充分呈現出「新世代的感性」。

雖然他不斷推出新作,不過拿他已經出版的小說來看,可以發現他處理的題材相當多元,故事的背景也非單一時代,例如早期的眾多短篇,主要描寫資本主義現代文明中都市年輕人的生活樣態;2003年旅行瓜地馬拉和墨西哥之後所寫的長篇《黑色花》,訴說的是朝鮮末期移民到墨西哥的韓國人的故事;而《光之帝國》則寫21世紀初奉派到南韓的北韓間諜,突然收到返國命令後的一天內所發生的事;以16世紀朝鮮中期為背景的《阿郎,為什麼》則重新解釋阿郎傳說故事,用推理小說的技法解開阿郎被殺之疑的懸案。

刻意破壞抒情、挑戰寫實文學觀,瓦解文類藩籬

除了這些故事涉及的內容和時代光譜跨度寬廣之外,金英夏小說最顯眼的特色,在於他破壞抒情富有速度感的文體。這些特徵的出現,一說是因他對1980年代文學持否定態度,因而採取相應的敘事策略。用一句話來概括1980年代的韓國文學,即是「不在記憶的敘事」,大部分小說都追求不存在的故鄉逐漸式微的傳統,筆調因而帶著抒情傾向,同時慣用蘊含情感的美詞麗句。1990年代登壇的金英夏對前期文壇的這種主流傾向,頗為嗤之以鼻,因此他試著摸索出適合他讀者群的屬性,採取去除情感、簡潔有力的短文來實踐「不在記憶中出發的敘事」

事實上,1990年代的年輕世代並不擁有前輩經常掛在口中的記憶,他們沒經歷過韓戰,也未參與4.19革命,連抵抗軍府獨裁政權的經驗可能也沒有。1990年代可說是記憶消失不存在的時代,金英夏面對此一現實,採取所謂跳脫記憶的方式,顛覆「做為記憶」的先前小說,建立起所謂「做為書寫」的小說概念。寫記憶必然陷入抒情的泥沼,因此他刻意破壞抒情,用非情文體來追求新世代感性。他的用意在切斷「個人」與「神-父權-國家」的巨大結構之間的連結關係後,重新建立起全新主體的書寫策略。

處理生活在現代都市年輕人的病理症候時,金英夏大量借助大眾文化和電影的想像力,呈現浸潤於資本主義日常的人們所感受的冷笑和幻滅。他特別善用假想現實、網路聊天、電腦遊戲、各種同好會等當代題材,以簡潔帶有速度感的短文來一一呈現,因而廣受一般讀者歡迎,可以說他遊走在大眾文學和嚴肅文學之間。

金英夏文學的「新」和「當代感性」,不僅顯現在題材和風格的層次,真正的關鍵在於他試圖擺脫傳統小說的文法,例如短篇小說〈叫做三國志的天國〉裡,他借用幻想手法探索極端的虛構性;長篇《黑色花》顛覆了傳統歷史小說的寫法,大量運用想像、偏離史實。以現實和虛構、實在和幻想的重疊呈現,達到破壞既有小說寫實主義規律的目的,進一步肯定小說批判現實功能以外的「遊戲」屬性。此舉的骨子裡有著他認定「1980年代式的寫實主義小說,再也無法正確反映現實」的思考,換句話說,他不再相信建立在意識和現實之間鞏固相應的寫實主義文學理念。如此,金英夏勇於挑戰此前的寫實文學觀,用瓦解文類藩籬的方式,試圖找出正確反映已然改變現實的方法,這對擴張當代敘事疆土的貢獻,自然功不可沒。

金英夏顛覆「做為記憶」的先前小說,建立起所謂「做為書寫」的小說概念。(圖© Munhakdongne)
拋開傳統的嚴肅和感動,呈現獨特的死亡美學

另外,1990年代普遍被認為是身體論述遽增的時期,此被解釋為對1980年代精神優先現象的一種反動。金英夏小說常出現情慾描寫和性愛場面,應該是來自他做為新世代作家的時代認識,以及身體具有叛逆屬性的認知,因此他大量動員幻想、想像和假想技法來刻畫身體的分裂、叛逆屬性所具有的能動性。其中較為明顯的例子為死亡題材的運用。屬於初期作品的《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我是美麗的》中,他以男性敘述者的視角,紀錄想要自殺的女性人物以及其死亡的瞬間,並將死亡昇華為藝術。對此固然有魔鬼眈美主義或急進虛無主義的評論,但也可解釋為他將死亡加以美學化、場面化,刻意與傳統的死亡觀做出區分。他藉此來表達新世代對既有體制的不信賴,以及對當代主體的存在感到虛無不安,呈現出小說文學的當代面貌。

而他2000年之後的小說,則較為淡化早期耽美的死亡描寫,開始出現非日常性的死亡,如在〈鱷魚〉和〈高壓線〉中,描寫肉體突然消失的情節,提出了靈肉分離的可能性,以及非固定形式的死亡;在《黑色花》和《聽見你的聲音》中,描寫富於宗教性的靈魂昇天情節,試圖與死亡悲劇之間保留一些美學距離,他透過這些死亡描寫,希望給人們的痛苦帶來安慰;《殺人者的記憶法》中患有老人癡呆症的連續殺人犯敘述者,憑著對理性力量的信賴,對抗自己即將消失的記憶,敘述者透過殺人,幻想成為超人,但隨著記憶的逐漸消失,最後卻被關在「無」的狀態,小說以如此鋪排叩問死亡的意義。

綜觀上述金英夏小說的獨特面貌,可知他拋開嚴肅和感動此一韓國小說的熟悉符碼,刻意破壞抒情,並運用冷笑和機智以及打破文類界線的方式,處理眼下的各類議題。這些不同於以往被框架在共同體價值的既成作家的創作,給韓國文學讀者帶來另種閱讀上的樂趣與新鮮,我想以「新世代文學的先行者」來稱呼金英夏當不為過。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網上分享

【人物專訪】金英夏:「我堅信,個人身體的權利屬於個人。」

2018-08-29

【作家讀書筆記】石芳瑜:要麼創作,要麼殺人──金英夏《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暴烈與頹廢

2018-08-29

發表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