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金英夏:「我堅信,個人身體的權利屬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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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而且只有行使這種權利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韓國文學評論家柳浦善用這麼一句話說明《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這本小說的敘事核心,一些張狂與危險,讓人想起光著頭眼神銳利看著你的法國哲學家傅柯。

坐在我們對面的金英夏卻直白地說:「與其説是生命政治,我認爲是對個人生命的權利究竟歸屬於誰的問題。」媒體上金英夏曾公開說自己的人生是一連串的上癮所組成,18歲開始的菸癮、20幾歲的遊戲上癮、飆車、紙牌與酒精,他花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學會控制。也或許是這樣的經驗,讓他為自己一連串上癮的人生,理出國家、政府對菸酒的管制比起毒品相對寬鬆的矛盾,進而詢問自己身體、健康與生命的掌控權利應該屬於誰的問題。

首爾江南某飯店五樓的咖啡桌上,我們從台灣帶來的陳年高梁顯得有點尷尬。

他跟我們舉了很多例子,像是西歐世界過去會把自殺未遂者以重刑處罰,或是儒教社會裡我們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任意毀損身體就被視為不孝的倫理。我們拜訪的當下,韓國社會團體才正在為廢除50年代成立的「反墮胎法」請願。「至今許多國家仍不接受女性的墮胎權利,這也是由『女性的身體是屬於社會的』這樣的思考出發。我堅信,對於個人身體的權利基本上屬於個人。

《懂也沒用的神秘雜學詞典》宣傳海報,圖片來源tvN

你難以想像在知識型綜藝節目《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詞典》中,被視為節目時尚指標,看起來總是慢條斯理、溫文儒雅的金英夏會有這種基進的姿態。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金英夏最早享譽國際的成名作。書名來自法國作家莎岡某次吸毒被捕後,對審查法官說的話:

只要不傷害到其他人,我相信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金英夏用「個人有權利破壞自己身體」的激烈主張,描寫一種死亡的極端方式,藉以對國家、社會、父母所代表的威權提出反抗。「我讀大學的時候,正進行打倒獨裁政權的某種革命,年輕人被強烈的氛圍所籠罩,人類的暴力性衝動有時是向著別人,有時也會失去方向用來對付自己。年輕人很容易在過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厭惡中擺盪,這種搖擺很容易以自我破壞的衝動加以呈現。」回頭看那段時期,他向我們坦承「我只是感受到強烈的憤怒而已。」但是隨著歲月經過,再讀二十多歲時自己寫的這本小説,也才發現當時自己處於何種情況。「就像其他作家一樣,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現在在寫什麽,寫完了以後,過了許久才會揭曉。

不懂壓縮美學的人,最終都不會知道生活的祕密

在這本小說中,主角的職業是一位「自殺嚮導」,同時也是在完成每次的委託工作後,會以委託者的故事「再創作」的作家。他欣賞大衛冷靜地把馬拉死亡的緊張,凝結在至死也握著的鵝毛筆上,也喜歡旅遊指南和歷史書籍,因為它們同樣冷靜地把城市或歷史複雜的事實和生命壓縮成幾行簡單的文字。「『壓縮的美學』是小説中主角主張的美學,這個主角從事勸別人提早結束自我生命的工作,他將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包裝為一種美學,也暗示著他相信自己是神的誇大妄想性格。

問到繪畫作品在小說中的隱喻,金英夏說這本小說的創作剛好在一次結束四十天的歐洲自助旅行後,「我認為在視自殺為罪惡的歐洲基督教文化中,畫出在宗教故事裡登場的死亡主題,是對當時以生産為美德的社會做迂迴的抵抗,因此將『美麗地畫出死亡』的作品放在小説的開端」。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油畫《馬拉之死》、克林姆(Gustav Klimt)的《朱迪絲》、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前後構成《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篇章名,而另一本描述北韓間諜潛伏南韓二十年後突然接到「返北」命令的《光之帝國》,更是直接與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雷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作品同名,加深小說中生命痕跡被抹除與突如其來地置換的超現實感。

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油畫《馬拉之死》、克林姆(Gustav Klimt)的《朱迪絲》、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薩達那帕勒斯之死》

金英夏說他喜愛傳統的美術作品,也對現代藝術抱有關注。現在被稱爲古典主義的作品,例如安格魯或大衛的作品在發表當時,也給予世界極大衝擊,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留存下來。「所有創作都有類似的層面,新的作品是藝術家對以前曾存在過的作品的回答,這種回答大致以反抗的樣貌呈現。如同否定父母世代的遺產,子孫才會有所成長一樣,藝術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和製作完成度極高的作品相較,我更喜歡與過去的藝術有強烈衝突的作家以及作品。

左:《殺人者的記憶法》韓文版封面;右:《黑色花》韓文版封面

也許就是這種延續卻又與之對抗、拉扯的性格,讓金英夏的作品讀起來也像是個解壓縮的過程,偶爾會有一些東西遺失或變形。他喜歡在已知的歷史事實裡做一些變形的安排,「韓半島是非常特殊的區域,歷經王朝、殖民地、内戰、分斷的歷程,隨南、北韓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理念對立,目前仍未停止敵對狀態。」金英夏說,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悲劇並不只含有悲傷和惋惜,同時呈現對於人類内在生命的反諷,人們必須活在愚蠢、錯誤的環境中,有時還經歷了許多可笑的事情。「《黑色花》裡,身份被降為移民勞工的王族如此,《光之帝國》中突然被派到南韓,又被北韓所遺忘的間諜也是如此,我喜歡這種反諷,因此韓半島的歷史是很好的背景。我會先構思身處這種有趣狀況中的人物,然後開始寫小説。例如《殺人者的記憶法》中『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年老連續殺人犯』即屬此類。

文學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承續個人心裡的過去和現在,達成和解

年輕時候的金英夏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大學時期正遇到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高潮。問起曾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的他,這段經歷是否影響創作?「80年代讀大學的許多韓國年輕人因爲對現實感到絕望,所以從外部尋找解決方案;因爲相信美國支援且支持獨裁者,所以反對美國和資本主義的思想受到歡迎。馬克思主義、毛主義、金日成主義等思想對韓國大學生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這些大學生參與了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結果就是導致獨裁政權瓦解,獲得了總統直選的權力,並且誕生了以新憲法為基礎的第六共和國。」可是隨著民主化的進行,反資本主義、反美思想開始在大學社會中失去力量。金英夏坦承自己對個人的關心多於對社會和體制,因此走上作家一途。「我想藉由作品訴說那個時代的故事。我認爲文學雖然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扮演承續個人心裡過去和現在的功能。大部分的人對於自己激越的年輕歲月都加以隱藏、擱置,文學能夠再次召喚那些過去,經由讓現在的讀者閲讀,他們得以與過去和解,並加以整理,用這種方式幫助讀者接受,而這種過程也發生在作家自己身上。

一般將金英夏視為韓國當代文壇的一條分界,在他之前的韓國文學多以農村為背景,主人公是從農村到首爾的知識分子,或是敘述以韓戰及之後的民主化運動為主要事件的小説。與過去的體裁相比,金英夏確實發表了一些看起來怪異的作品,「我的作品大部分是以都市為背景,描述當代年輕人經歷的問題,有時使用幻想的技巧加以表現,因此當時的文壇覺得我的風格十分陌生。但是現在在都市成長的人成為讀者的大多數,用和我一樣的方式書寫的作家也成爲主流。」《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這本小說自1996年出版至今改版再刷幾十次,他曾在書中自白,原本虛擬的「自殺嚮導」在二十世紀末的日本因為成了真正的職業而引發討論,雖然幾次想改寫,但是比起成熟老練的風格,金英夏坦然面對年輕時候寫下的粗糙與挑釁才是這本書的樣貌。

在衛星代替神靈俯視的世界,我依然在寫作

二十幾年後再看自己的小說,金英夏也不好意思地說:「26歲時寫下這本小説,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會被介紹到外國,可是在出版兩年後被翻譯為法語,後來也被翻譯成英語和德語等幾種外語出版。」關於翻譯,金英夏在小說中開玩笑似地寫道:「小說家沒有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幾乎等同無所事事的人」。而自己的作品在譯介到十多國之後,我們問起作品被廣泛翻譯的感想時,他說:「塞萬提斯以前曾說過,作品在作家生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是非常光榮的事情,但我認爲被翻譯的作品終究是該語言的文化資產。小説雖然是我寫的,但透過譯者和編輯之手,才得以被該國的讀者所接受,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非常不同的文化内容。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爲被翻譯的作品完全只是我的小説,所以我幾乎不干預作品的翻譯。我相信作家的真正成就並非被翻譯的語言數量,而是母語讀者們的深刻理解和熱愛。

最後問到金英夏有沒有來過台灣,他出乎意料地關心起台灣出版社是否和韓國一樣都集中在首都?我們還摸不清楚這個問題的用意,他就說:「對第一次接觸我的作品的台灣讀者,因為台韓在歷史、地緣上的多處共同點,加上年輕世代也有類似的文化傾向,因此我相信對於小説的接受程度應該不難。

二十幾年過去,「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這句話讀來仍有些挑釁。但是回想起金英夏在一連串的上癮過程後,選擇誠實面對這些傷疤就是人生經歷的一部分,然後用書寫完成與自己過去的怒氣和解,也難怪他會建議未來有志成爲作家的人「雖然應該深入了解前輩作家和作品,但如果不用自己的方式表現真實是不行的。唯有用自己的方式,正直地寫下自己世代的自己的故事,才是正確的道路。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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