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摘錄
第二章 殺手保羅
在大型機構裡—監獄、醫院、保釋住所—與重刑犯共事是件辛苦吃力的工
作。和你共事的人隨時有潛在的危險性，他們曾犯下重罪，對自己被監禁感到不滿，而且極度脆弱。這表示你身為專業人士的工作會非常困難：你和一群不想待在那裡的人共事，試著給他們理由做出他們無意為之的改變，同時還要避免讓他們有機會傷害你，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會這麼做。
除此之外，有人格疾患(例如心理病態)的犯罪人是難以矯正的。他們的精神障礙並無明確的治療方法，而且往往渴望在監獄中重新創造過去的生活，通常以使用毒品和暴力為特點。這代表，監獄本身就是一個嚴酷的所在。
早期那種較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監獄，因為不敵現代化必須具備廁所配管系統的健康與安全規定，如今多已消聲匿跡，目前的建築提供了便盆和監視廂房四周的清楚視野，以防有人在陰暗處逞兇，此外就只剩冰冷的混凝土建物，以毫無裝飾的塗白牆壁作為主要特色。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或許是最糟的一種，有更高的圍牆，加上超高的金屬網圍籬和直升機網。
在我任職的機構中，沒有人像保羅那樣善於將監獄外的生活帶進監獄之中。我在一所高度戒護的監獄首次遇見了保羅，連同其他一群囚犯，他們正在和一位心理學家討論後續的治療方式。這是一項監獄實施的新服務，屬於DSPD計畫的一環，專門服務因為心理病態或其他嚴重人格疾患而被視為「無法治療的」重刑犯。當時，我的任務是觀察這類活動，試著從中瞭解和描述矯正這些個案所需創造的那種文化，以及囚犯和工作人員是如何形成關係。這些囚犯可能已經被單獨監禁多年，或從未開過這類讓他們有機會出獄的假釋會議。囚犯中的大多數人看來焦慮不安，這也許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多半被判處無期徒刑，明白這是他們離開監獄的最後機會。然而，沒有人知道所謂的「治療」是怎麼回事，除了在餐廳打架之後，有護士替他們縫合傷口的那幾針。
其中一個男人擁有單獨監禁的長期紀錄，他被獨自囚禁長達六年之久，如今就連單純坐在別人的身旁，都會猛冒冷汗。他一分鐘轉頭好幾次，緊張兮兮望著身後的空白牆壁。我猜自從他被囚禁在八乘以五英尺大小的單人牢房之後，就連此刻這個狹小無窗、只有八張椅子和一個檔案櫃的監獄會議室，也讓他感到難以想像的空曠和暴露。
另一個同樣在冒汗的男人戴著一副所謂「強姦犯眼鏡」，我後來才知道：這種眼鏡的光反應鏡片會在明亮的光線下變暗，用以保護眼睛；而許多性犯罪者似乎難以理解地被這種眼鏡給深深吸引。我說難以理解，是因為其他囚犯和工作人員似乎都知道，戴著這種眼鏡，差不多就等於擁有「強姦犯俱樂部」的會員卡，所以沒有人願意戴上這種眼鏡，因為如此一來，想找強姦犯開刀的暴力犯，就很清楚要從哪些人下手了。
在這群三教九流的人中，我第一次看見保羅。他猛然坐了下來，近乎水平地岔開著雙腿坐著。他撇嘴露出一個古怪陰鬱的表情，看起來好像蔑視周遭的一切，又好像勉為其難的加以掩飾不屑的態度。
「我想知道大家對於今天的期待？」一位女性心理學家問道。她遵循著眾所皆知的蘇格拉底詰問法，禮貌地表現出對每個人的答案感興趣的樣子。「離開這他媽的鬼地方。」保羅出言譏諷。強姦犯眼鏡男緊張地吃吃笑了起來；而單獨監禁男驚懼的雙眼，就像正緊盯住想像中一輛直直朝他頭上輾來的十八輪大卡車。
「嗯，我想這是個目標。」心理學家不動聲色的說。
「這他媽的傢伙是誰？」保羅問道，約略地指著我。突然間，我發現了強姦犯眼鏡對我也有莫大的吸引力。我很快發覺，在這座監獄裡，沒有人比保羅更自在，包括工作人員在內，當然。在監獄裡開會往往是件相當緊張和困難的事，工作人員和囚犯的訴求會產生嚴重的衝突，但無論會議氣氛多麼緊繃，保羅從頭到尾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雙臂交疊，臉上露出嘻笑的表情。只有在少數片刻，當他感覺有人擺出妥協的姿態，他的面孔會因為義憤而扭曲，就像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電視福音傳道人那樣，他會讓對方切確知道他們欠他東西。上帝為證，現在該是他收債的時候。
還在監牢外的保羅，大概是我最常被問到的那種身份之一—殺手。我很想寫成「刺客」，但「刺客」擁有各種迷人的意義，而保羅做的事可一點兒也不迷人。當某些人欠他錢或欠他老大錢，他會找到這些人，將他們綁起來好好折磨一番，或是吩咐他那些沒有骨氣但同樣殘忍的手下替他動手。這些人一來受到恐懼的驅使，二來自己也想當上「大咖」。保羅的恐怖統治範圍橫跨了英國好幾個郡，在他的團伙支持下，拼命向意志力薄弱的男男女女推銷毒品。他們差不多全都對古柯鹼上癮，這點讓保羅得以近乎絕對地掌握他們的生死。
不料一天事情做的太過火，某樁毒品買賣出現了對手，威脅到保羅的生意。保羅糾集了幾個年輕的幫兇—其中有個男孩年幼到必須上少年法庭受審—他們聯手突襲毒品販子，用衝鋒槍將他打成蜂窩。出庭時，保羅指示律師團隊將一切罪責推給那個年幼的共犯，撇清自己的責任。在定罪後，他利用司法制度所允許的每次上訴來咬定這個說法。他之所能接連上訴，是因為在最初的審判中作證的幾名證人決定撤回供述或改變說法，這點證明了保羅雖然人在監獄，但勢力猶存。
閱讀審訊紀錄時，我對警方深感佩服，他們想必趕在保羅集團恐嚇目擊者改變說法之前，迅速取得了證詞。不過當時我沒有太過在意這件事。我注意到的是，保羅在總分四十分的PCL-R量表中得到了三十八分！這代表他是所有囚犯之中，心理病態程度最嚴重的百分之一。
對許多人來說，監獄是個極其可怕的地方，充滿了限制、霸凌和侵蝕靈魂的無聊，這裡只有罪惡感、恐懼和寂寞和你常相左右。然而，對某些人來說並非如此。我所認識最能適應這種嚴苛環境的人，就非保羅莫屬。即便是安全等級最高的監獄，對他來說似乎就像另一個家。
保羅出身於犯罪家族，從小就被父親教導要做一個「絕不告密、絕不甩權威和絕不屈服」的人。保羅的外表帥氣迷人，他有一頭蓬亂的黑髮和碩大的頰骨，由於監獄生活相對緩慢平靜的步調，他的臉頰才稍稍變得豐滿一點。這表示著人們傾向於給予保羅過多的自由度，雖然那顯然不是他犯下可怕罪行之後應有的待遇。囚犯們和各層級的監獄官員幾乎就像聽命於保羅，彷彿監獄是他的場子和圈套。透過可疑程度不一的種種角色扮演，將全部的人吸納其中。因此，在我踏入的這個圈套中，在我剛完成「監獄安全訓練」的情況下，我試著瞭解「權力」在監獄中的意義，以及心理病態者的獨特人格如何在這種環境下助長這件事。
保羅對我的態度再友善不過。他似乎出現在我第一週所參加的每一個囚犯會議上，而且他定期出席吉他社團，是出了名的熱中演唱柯恩(Leonard Cohen)的經典歌曲，即使不那麼動聽。保羅察覺到我在這個陌生複雜又死板的監獄體制中有些茫然，他對我提出了幾個有用的建議，關於我應該參加的集會，「如果你想知道這裡真正發生的事。」他說。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同意在接下來幾週去參加獄方舉辦的社交和治療活動。
這些活動通常很成功，保羅總是表現合群，並熱心地幫助我跟大夥兒打成一片，
還讓我受到囚犯們和一些工作人員的歡迎。一切出乎想像的順利。我時常想，假使沒有喬西(Josie)的話，監獄裡會發生什麼事。喬西這個身高矮小的司法心理學專家，看起來勉強搆得到保羅的腰，卻摸透了他的底。只要有喬西在，她說能道破保羅每句話的言外之意：「當你那樣說話時，保羅，我聽起來有點像在威脅。」或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保羅，但我覺得你想辨法讓我在大家面前像個笨蛋。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嗎？」一來二去，保羅變得收斂不少，尤其喬西在場時，他學會更加謹言慎行。
我開始欣賞保羅在治療集會之外展現的隨和魅力。還有，他顯然看透了我的天真，並理解我是如此渴望瞭解並融入監獄的生活。在所謂非正式團體活動—烹飪課、下棋課(是的，心理病態者很可能是下棋高手)，甚至只是進餐時的閒聊—只要保羅在場就絕不會單調沉悶，因為他總有一堆新鮮有趣的監獄八卦讓大夥兒震驚，就連工作人員也吃驚不已。
保羅最喜歡的話題和樂趣來源之一，是他所謂的「香腸俱樂部」，這顯然是囚犯們用來性交易的一個秘密社團。這些囚犯多半自認直男，並猖獗地展現出恐同的態度，但同時又認為能跟男人性交，總比沒有好。在這些話題中，保羅總是知道誰欠了誰某種性服務，或是誰在吃醋，因為某人在週一淋浴時讓別人替他吹簫，諸如此類。
不過，最後他總會以堅決的否認作為結語，例如「當然啦，我自己從未參與這些被禁止的行為。」在我看來，這番話的用意或許是為了讓工作人員覺得他們盡到了一點本分。然而同時我也納悶，為什麼一個不在意任何事、也不管別人怎麼想的人，會費心表明他沒有做任何不適宜的事。
起初我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但當我花越多時間聽保羅說話，我就越對這個監獄的工作人員感到肅然起敬，尤其是喬西，因為他們必須管理這群極難相處的人。我也漸漸發現，保羅絕非是利用「一點戲謔」來讓大家辛苦的生活變得有趣。實際上，他到處散播毒素，選擇性地釋放謠言和酸言酸語，好讓監獄的工作人員有事可忙，同時讓其他囚犯因為擔心違禁行為被洩露，而無暇挑戰他。
當然，我遲早也會成為保羅編導的好戲中的受害者。
身為監獄的非獄方管理員，我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設法弄清在監獄工作人員經驗範圍以外的事。這些工作人員是按照朝九晚五的時間上班，他們的工作內容可謂安全且乏味，就像各行各業的一般上班族。然而，我的任務就複雜多了，我得定期參加早晨簡報，聽取晚班和大夜班期間發生的可怕故事。
我確定值「A班」是要瞭解各種狀況的唯一辦法，也就是在監獄裡出勤整整十二個小時的班，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體驗監獄管理員和囚犯們一整天的互動。我需要為此訂定嚴格的計畫：首先，我當時才二十五、六歲，不太習慣在一大早六點鐘爬起床。再者，我需要讓自己一整天都有事可忙，以免過於無聊或疲累而錯過蛛絲馬跡。於是，我向保羅尋求建議。
「老弟，你得一起來吃早餐和晚餐。那時每個人又餓又累，是真正亂成一團的時候。」接著保羅遲疑片刻，若有所思地又說：「你也得來參加隔間會議，時間定在下午兩點。還有哥兒們的談話群組，在下午四點，我會在場。啊對了，還有每天舉行的治療集會，那對你來說真的非常重要！你記下來了嗎？」是的，我記下來了，我相當認真地(或許過於認真)採納了這個嚴重心理病態的男人看似真心誠意的建議。
我一如預期順利值上「A班」，每天早早起床去和大家吃早餐，看著他們為了食物份量爆發半認真的爭吵。我得知有關「幽靈屎人」的事，他每天早上都會弄髒淋浴間。我還被介紹給另一名囚犯派屈克(Patrick)，他罵起人來就像拉肚子一樣噴瀉而出，只要稍稍被激怒，他就忍不住吐出一連串令人雞皮疙瘩的髒話，聲音又大又急，但每個字都難以分辨：「操你媽的希望她因為肛門長癌而死翹翹」是相對低調的例子。
我參與每一場安全簡報，看著工作人員遞交大夜班和早班之間的安全資料，努力記錄並試著理解狀況，然後隔天重複所有的行程。另外，我會訪談幾名囚犯，瞭解他們的犯罪史，其中某個個案還涉及將人燒死在車內的罪刑。這是件辛苦異常的工作，當我每晚近八點回到冰冷的出租公寓，一進門只能倒頭就睡，完全顧不得要先完成當天的記錄。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有天我一如往常參加治療定向群組，走進會場時，我才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保羅在場，他顯然對某件事非常、非常介意。
「你他媽的昨天人在哪裡？」他盯著我。
「呃，那個……我……」
「你說好了要來參加哥兒們談話群組！」
我想破了頭：我說過嗎？「我那時在參加治療集會，我以為那是……」
「才怪……什麼爛理由。你們全都一樣，你們這些爛傢伙。我說我會在談話群組等你，你還說你會去！」
我感到窘迫不已。以我的研究計畫的本質，我能參與這些活動，是所有工作人員和囚犯願意配合並接納我的結果。如果有人認我行事不公或缺乏職業素養，那麼我的研究將岌岌可危。
「我真的很抱歉。」我試著開口，「我不知道……」
保羅臉上出現我印象中最具威脅性的冷笑。「你的意思是，你認為你大可以只挑輕鬆的事情做，在你應該努力瞭解囚犯生活的時候，卻跟工作人員廝混在一起。老弟，我還以為你不是那樣的人。」
我環視著眾人，深感羞愧。沒有人迎向我的目光。保羅不屑地搖頭，而帶領定向群體的管理員露易絲更是一臉不以為然，似乎每個人都意識到不能指望我信守承諾。好了，現在還有誰會信任我，願意告訴我重要的事，好讓我完成研究計畫？
當天稍晚我回過了神，突然間明白到，我被一個古老的把戲給愚弄了。那是在電影《搬家》(Moving)中讓理查．普瑞(Richard Pryor)所飾演的角色上當的相同把戲，也就是用一堆玩笑和不相干的閒聊來混淆視聽，並隱藏你認為人們無法從一團混亂中辨識出來的訊息(就像保羅那天真正的目的)。
老實說，我對自己的失望更甚於對保羅的憤怒，我被「瞭解囚犯經驗」的想法沖昏了頭，忘記這些人會入監服刑不是沒有原因。畢竟，保羅並非自願被拘留，而且他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都能愚弄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那麼一旦他能為所欲為和暢所欲言，該會如何興風作浪。
彷彿為了強化這個觀點，隔天，我設法避開了保羅。然而，當我終於在吉他社團又看見他時，他似乎沒有任何惡意，甚至完全不記得他前天對我的羞辱。他一如既往地親切迷人，只有露易絲似乎對我的態度變得冷淡不少。監獄管理員露易絲為人正派，她給人的印象是無法忍受一丁點違法的事，所以儘管我在技術上沒有犯錯，但道德行為的瑕疵已經得罪了她。至於同個隔間那些年輕男性管理員的不成熟和漫不經心的工作態度，也令她感到不快。
接下來的一週，由於保羅和我都喜歡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的OK
Computer專輯，我們稍稍恢復了友好的關係。保羅問我能否替他從網路上列印一些吉他譜，例如‘Lucky’—正好是專輯中我們最喜歡的曲子—和‘KarmaPolice’等歌曲。我察覺這是一個與保羅重新交好的機會，我或許還能透過他，接通那條小道新聞和局內人消息的管道，因此當晚我盡職地從網路上下載、列印吉他譜並仔細裝訂起來，比準備自己的報告還用心。
然而隔天，當我到達監獄停車場時，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監獄裡是否允許帶進訂書針？按刑事司法工作的規矩，最好不要冒這個險。此時成疊的吉他譜還放在我的汽車座位上，我決定拆下釘書針再帶進去，比較安全可靠。所幸事情後來有了轉折，我臨時接獲一個考核任務，必須離開監獄幾週。匆忙中，我完全忘了有關吉他譜的事。而當我回到監獄時，已經不再是當初的菜鳥觀察員，而被行政部門雇用為首席研究員，我成了真正的工作人員。至於那一大疊吉他譜，在雲端儲存和數位化時代來臨之前，早被湮沒在移來挪去、亂成一團的文件中。
我回到監獄的第一天，情況似乎有些不妙。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緊張，沒有人過來道賀我的新工作，甚至沒有跟我招呼。顯然發生了什麼事，但監獄運作一如往常：囚犯在七點五十分開始活動，八點三十分舉行晨會，早上工作，下午進行治療。當我來到隔間看見幾名新來的囚犯，我卻沒看見保羅。
這件事透著怪異，因為保羅理應待在無期徒刑隔間，因為他屬於高度危險性犯人，被判處長期刑期，以及有重度心理病態，不太可能移監，短時間內他哪兒都去不了。那麼保羅人呢？吉他社團要到下週才有活動，而且行程表上，治療定向群組並沒有運作，因此我無法向別的囚犯或工作人員打聽消息。
直到當天很晚，我終於找到了賈姬。打從我進入這所監獄，賈姬就是我的好同事。套用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的台詞：就任何監獄而言，她大概都都有點被「旋得太緊」，更別提在滿是心理病態者的最高安全等級監獄。但是她為人忠誠聰穎，深諳監獄的規矩，小道消息靈通，是個很棒的工作伙伴。
當時我在全國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已經任滿兩年，早已見識過許多瘋狂情事，包括違反安全規定、拘禁時死亡、可怕的自殘，或是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然而賈姬當說出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我依舊驚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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